公元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庚辰，李叔同诞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前一进士府宅中，幼名蹊，入天津县学而名文涛。父李世珍，字筱楼（一字小楼），道光举人，同治进士，官吏部主事。叔同生时，其父已六十八岁，生母王太夫人才二十岁。

李叔同书法

 弘一的祖籍，据他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赴杭州应乡试时和后来任职浙江两级师范时所填履历表都作浙江平湖，于是年谱传记均依此。但又有材料说明李家祖籍乃在山西。据考察，李叔同虚言家世地名的情况不止一次。他认平湖为祖籍应有缘由，是否其生母原籍在彼？惜尚无确凿材料可资证。无论在俗时和出家后，弘一对生母一直是眷眷不忘的。 

弘一法师在俗时临黄山谷《松风阁》

李叔同的父亲以进士身入仕途，又在天津成功地经营盐业，还是沽上有名的钱庄银行家，终于成为家资巨富的津门望族。生于豪门巨室的李叔同，其实有难言的隐痛，一生少言早年生活详情。不可避免而言及，出家后的 弘一以佛徒之身但言与佛因缘诸事。但他曾对最亲近的学生之一的丰子恺说过自己有许多母亲。丰子恺还知道他的生母是乃父的第五位姨太太。可见他生于一个妻妾成群的封建大家庭。

弘一法师《清凉歌条屏

然而尽管妻妾众多，李府却男丁稀少。叔同出生前，李家曾有二男。其长兄文锦，比叔同年长近五十岁，早已夭折；仲兄文熙，长叔同十二岁，先天羸弱，有谓恐亦不寿，乃父因纳叔同生母王太夫人。故叔同虽庶出，却是筱楼晚年得子，李氏香烟见旺，自是宠爱有加。叔同母子一方面因此备受家主宠爱，另一方面也难免受到其他各房妻妾和家族成员的妒忌与冷眼，这是这类封建大家庭中的常情。

大概因此，李叔同曾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这种难堪的尴尬处境是母子同受的。叔同五岁时父亲去世，庇护一失，处境更难，这是无疑的。但作为仅有的二男之一，或循惯例，或遵遗嘱，家产的分配，在他们母子名下的当不在少数，据说有三十万以上银元。这样，这对小儿寡母便在优裕的经济条件何难堪的人情氛围中度日。 

弘一法师《照除能然七言对联》

父亲去世后，处境难堪的寡母更迫切盼望弱子快长大，早日成才，以其所知教导年幼的叔同诵读名诗格言，后又由仲兄教他读《百孝图》等启蒙读物。不满十岁，叔同取读《文选》，已能朗朗成诵，听人念《大悲咒》、《往生咒》，亦能默记朗诵，甚显聪颖，遂正式拜师受业，从常云庄先生读书。十二岁起略习训诂，读《尔雅》，尤喜《说文解字》，仿写篆字，临习《石鼓文》特别有兴味。他也摹写过文征明的小楷，但更倾心的乃是篆书，多年不废。由篆书的学习，叔同又旁及于篆刻。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作词的同时又从唐敬严（静岩）学习篆书和篆刻。

弘一法师《解了灭除七言对联》

这十多年内，李叔同接受了儒学色彩很浓的传统教育。为继承光大“进士第”门楣，他亦“甚热衷于科举功名”，手抄山西浑源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临别赠言》，奉为读书圭臬和言行准则，并在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之际以童生应天津县试，后又在光绪二十八年赴河南、浙江乡试，皆未中式。早年所学，以其性之所近，似乎文艺一类更吸引了他。《史汉精华录》、《左传》之外，他喜欢读唐五代诗词，爱安适自得的王摩诘诗。

弘一法师《智慧音声五言联》

所以早年力学，并未吧李叔同培养成埋首八股时文的举子，也不是钻研经史、考究训诂义理的学者，独特的境遇和禀性，倒成就了一位感情型的才子和艺术家的胚胎。应该指出的是，晚清时京津一带的富家豪门子弟大多能吟几句诗词，作几笔书画，刻几方印章，票几句京戏，这是一种熏染很广的风尚。不过李叔同凡事都抱过人的认真态度，所以他并不停留于游戏而已。 

弘一法师在俗时临《杨大眼造像》

少年李叔同由于境遇遭际的特殊，心灵时颇受压抑乃至创伤的。那位对他督教甚严的仲兄，口授格言，却“待人接物，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这正是世之常情。身受难堪的幼小的叔同对这种势利世风“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性更喜畜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趋偏激，往往敬猫如敬人，见人或反不敬，人有目师为疯癫者”。甚至后来留学日本时发家电专问猫之安否，未尝不是故以极端行为反抗世风势利。

弘一法师书法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人生观和人格基调的孕育期，李叔同早年的特殊生活际遇铸成了他特殊的人格脾性，那就是同情弱小者，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平、不满和反抗心态，所以他常有拗违世情的举动，日后他突然出家为僧，似乎也有这种性格上的因素在起一定的作用。总之，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所受的心灵创伤，是影响了李叔同一生的。“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是他少年习作中的断句。诗句作法的稚嫩与所见心境的悲凉老苍形成多大的反差！诗为心声，这寥寥十四字是理解李叔同一生行迹的重要线索。 

1942年九月初一日，弘一法师书绝笔“悲欣交集”。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